800万千瓦分布式光伏装机目标为何落空?
来源:中国能源报 | 0评论 | 2841查看 | 2015-01-05 15:38:00    
  期望越高,失望越大。尽管精确数据尚未披露,但从现有数据判断,肩负“拯救光伏制造业”重任的分布式光伏无法完成2014年新增装机目标已无悬念。这是行业的尴尬,也是政策推动者的尴尬。究其根本,目标虚高,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刺激政策又远远领先于市场的消化能力,是“独享专宠”的分布式光伏出师不利的关键。

  目标虚高

  截至记者发稿,2014年我国分布式光伏的统计数据仍未出炉。但从现有数据分析,国家能源局提出的2014年分布式光伏装机目标显然过于乐观,以较大落差不达标几成必然。

  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,2014年前三季度我国新增分布式并网容量为134万千瓦,虽然四季度有望集中放量,但绝无可能超过300万千瓦,坊间传言实际并网量可能更少。

  在此背景下,国家能源局于去年底提前召开了2015年的全国能源工作会,会上只对2014年太阳能发电并网装机总量进行了预估,全年新增光伏并网容量预测则只字未提。有分析认为,本次全国能源工作会议的提前召开与国家能源局换帅有直接关系,但也在事实上回避了分布式光伏在数据上将出现的“尴尬”。

  值得注意的是,2013年是分布式光伏的定策之年,但全年分布式光伏实际增量只有80万千瓦左右。仅过一年,在配套政策尚未充分落地的情况下,分布式光伏目标在上年新增装机不足百万千瓦的背景下,直接蹦至800万千瓦,数字跳跃之大令人咋舌,更令人费解。

  独享专宠

  略显尴尬的是,作为国家层面高度认可和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,分布式光伏自出生起便是政策宠儿,“出师不利”似乎是不应有的结果。

  2013年全国“两会”结束后,吴新雄履新重组后的国家能源局局长。此后不久,国家层面开始酝酿启动分布式光伏国内市场。当年7月4日,国务院下发《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》,分布式光伏大幕正式拉启。

  作为主管部门,国家能源局高度重视分布式光伏的落地,一把手多次挂帅力推的场景屡见不鲜。2013年10月,吴新雄主持召开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座谈会,并谈了四点意见。次年1月,吴新雄在2014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在业内看来颇具野心的光伏发展目标:2014年新增光伏发电装机1400万千瓦,其中600万千瓦为地面电站,800万千瓦为分布式,力争2020年实现用户侧平价上网。

  此后,虽然鲜有媒体公开报道,但据行业人士向《中国能源报》记者透露,吴新雄每个月都会亲自主持召开分布式光伏的座谈会,足迹遍布北京、江苏、浙江、安徽,参会人员阵容庞大,包括大型国有企业、工业园区、投资企业、设备企业、金融机构等。

  8月4日的嘉兴现场会更将本已大热的分布式光伏推向沸点。嘉兴会议上,4个副省级领导、五大电力副总,乃至各重点省区能源主管领导及相关企业代表悉数到场。会上,吴新雄再次抛出利好分布式光伏的政策“大红包”——将单个分布式电站规模和电压扩大至20兆瓦和35千伏,并统一纳入年初分布式装机规模指标,享受全国统一的标杆上网电价。其中,与农业结合的光伏电站成为下一个投资热点,受到业内追捧。

  此后,多份利好分布式光伏的产业政策陆续出台,辅以行业主管部门一把手的亲自督战,潜力无限却又问题不断的分布式光伏可谓“独享专宠”。

  事倍功半

  然而事与愿违,2014年的分布式光伏最终贴上了“事倍功半”的无奈标签。

  事实上,如果将分布式光伏发展未达预期的板子全打在国家能源局身上,显然有失公允。分布式光伏的开拓涉及屋顶产权、补贴、接网、金融等多重因素的制约,问题线头多且部分问题已超出行业,最终陷入了“初始投资过高、投资收益过低、开发风险过大”的困局。“在投资环境未获根本性改善的背景下,持续8个月之久的低电价补贴政策,让分布式错失了最佳发展时期。”某分布式光伏开发商负责人告诉记者。

  2014年9月出台的分布式“光伏新政”重新燃起了产业热情,原本烫手的分布式指标在极短时间内被瓜分完毕,场面直追去年初地面光伏电站的“争夺战”,但因出台时间过于靠后,实际效果无法在2014年集中体现。而被寄予厚望的农业光伏目前仍处在探索阶段,并已呈现出“九龙治水”的被动局面,能否快速扛起分布式大旗仍有待观察。

  此外,部分原本利好产业的政策在执行中也帮了倒忙。例如国家能源局监管司去年10月下发的《关于开展新建电源项目投资开发秩序专项监管工作的通知》,该政策的初衷是“打击整顿光伏路条”,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误伤了分布式光伏并网。

  值得注意的是,分布式光伏在推进过程中也裹挟着一丝个人色彩。“新能源局重组以来,吴新雄即被视为一个过渡性的掌舵者,即将退休的他试图在离任前做出一点业绩来,也很好理解。”一位不愿具名的行业权威人士告诉记者,“不过吴长期主政地方,面对极其复杂的能源产业,他试图按照过去地方管理的经验来管理中央专业部委,这是值得商榷、需要总结的地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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